火箭残骸伤人?
当长征五号火箭带着问天空间站舱飞向太空时,本应是一件值得欢呼庆幸的事情。
不过外国有不少媒体却不这么看,外媒表示天宫空间站的建设需要多次火箭运载才能完成建设。
但是中国发射的火箭残骸可能会在位置地点着陆,且不受控制地返回地球,并砸伤人类。
另外美国专家还表示,中国发射的长征系列火箭会在运行过程中掉落大型的金属碎片。
同时这些碎片停留在地球上空27600公里的高度,并以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速度进行飞行。
进一步追踪显示,这块大型碎片的高度下降了80公里,这样的速度和运转状态最后很可能会让其失控。
同时,美国相关业界人士还进一步阐述了高空坠物的危险性。
事实上这也不是美国第一次想抹黑中国在航天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早在2020和2021年,美国国家航空局就起草的一份声明谴责中国。
该声明指出中国在处理这些太空残骸方面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并且这些物件还会再坠落过程中造成影响,如果掉落在建筑物旁将是毁灭性的。
说到这里,西方媒体和美国相关部门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他们想要通过舆论引导来唤起民众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抵制,对事实的偏差报道,并经过权威媒体发布,一步一步引导公众走向舆论中心,最终制造舆论战。
我们先不说这个东西到底如何,先来看看火箭残骸真的像美国媒体所说的那样的吗?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我国航天火箭的电气设备结构件以及外壳大部分都是由铝合金制作而成,并且再重返过程中回通过大气层分解。
当然,这里面会存在有部分不可燃烧特性的复合材料,以及耐高温合金不会被完全分解。
但是,这些残骸在坠落的过程中对人类的风险几乎为零。
截止目前为止,人类航天器在坠毁过程中还没有出现过火箭残骸坠落伤人的情况。
大部分航天器或者残骸都会掉落进海洋,或者无人区,更多情况下是在海洋中,就地球的海陆面积来看,残骸掉落在海洋中的概率也会更高。
根据相关的历史活动记录,相比之下,如果想要被火箭残骸砸中,这种概率不亚于被流星砸中。
而这种可能性为7亿分之一,就连被雷劈的概率也在千万分之一中。
换句话说,被火箭砸中不如想想怎么避免在雨天被雷击中。
如果想要通过控制火箭下落过程来避免残骸坠落这在技术层面相对更加困难,并且会耗费更多的燃料,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同时,我国火箭在设计方案上采用了钝化方案。
长征火箭会在发动机关闭后清空剩余推进剂,同时让高压气缸放气并耗尽电池。
这样做可以使火箭减速,并且确保二级火箭不会爆炸,从而产生太空垃圾。
大部分火箭残骸会在坠落过程中被烧毁,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对其进行特殊处理。
此外,我国在未来的火箭残骸处理方案中,还会逐步强化管理,并且为次级火箭添加驱动指令,在着陆前调整转向位置。
相关实验已经得到了证明,火箭碎片在发射后不久通过调整指令,最终掉落在贵州省西北部的预定坠落点内。
所以说国外媒体的这种抹黑和猜测毫无根据,甚至是张口就来,其中不乏一些专家睁眼说瞎话。
而这一切都是美国在今天想要对中国展开的新一轮进攻,舆论战。
舆论在历史中的表现
舆论有多可怕,俗话说得好,人言可畏。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同时又在不断地被动或主动地接收各种消息。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我们很难从手机或者网络媒体中得到第一手资料,因此对相关的新闻报道来讲,自我甄别的能力十分重要。
但舆论导向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人类的心理认知差异,包括类似羊群效应这种心理活动。
事实上,当初英国进行脱欧投票,舆论导向与英国脱欧就有很大的关系。
主导脱欧的团体利用剑桥分析公司给出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推算,将舆论导向推至脱欧这一边。
最终英国在这场活动中,脱欧团体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此次票选。
尽管两者的选票差异并不大,但是可以看出舆论导向对公众力量的影响。
早在欧洲17世纪,舆论这一词就出现在英国哲学家关于“意见法则”的表述。
舆论在早期只是社会层面的一种表达,但在17世纪后期,舆论开始作为政治领域的重要力量表露出来。
《论政府的起源和性质》中,威廉·坦普尔表述道:“当大量的人将他们的生命和财富完全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时,一定是习惯的力量,或使权力服从权威的意见。”
当时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十分流行,而他的观点也被认为是政府因为舆论的青睐才被允许存在。
舆论的发展后来在咖啡屋、绅士俱乐部这样的地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少政客、民间人士在这里讨论政治,并且时常会有不少舆论在这儿出现。
对于今天的舆论导向来讲,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路径,由此人人都可以接收不同信息。
在今天的社会中,社会期望是形成舆论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人们一般会根据他们所认同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观点来形成自己的观点。
基于媒体议程设置和媒体框架,一个特定的观点通常会出现在各种新闻媒体中,并被反复提及。
直到它产生一个错误的描述对象,即人们感知到真相实际上可能与实际真相大相径庭。
自1950年以来,电视一直是塑造舆论的主要媒介,但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便取代其成为舆论的平台。
舆论战在今天
互联网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被定义为“以政治宣传的个性化和反精英主义、大众化和民粹主义增加为特征”。
由于在线新闻来源受政治传播和议程设置的影响,舆论将会变得更加多样。
另外在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中,舆论的导向以及发展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公共政策关系来讲,一方面舆论向政策制定者发出公众偏好和潜在投票行为的信号。
在更稳定的民主制度下,这种影响应该会更大,因为公众会对他们从国家获得的潜在商品和服务中获取很高的激励。
另一方面,受舆论影响,社会政策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建立了塑造公众舆论的规范期望。
不少研究表明,因果效应是意见和政策之间的反馈循环的一部分。
而在外交政策中,外交政策与公众舆论的关系表现为,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
比如在越南战争中,人们通过舆论导向最终影响了美国对越南的外交政策。
对人来讲,人们对问题的判断通常基于启发式方法,因为它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做出理性决策的心理捷径。
而这种方法适用于关于国内外交政策的公众舆论,代表启发式方法受媒体或总统等权威人物的影响。
一个关键的理论认为,核心价值观为进一步影响最终问题立场的立场提供了基础。
舆论之争早已在国外兴起多年,到了今天它有着更高的风险,因为失败的成本增加了。
公众舆论受到透明度和虚假信息的影响,对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
社会、经济和政治破坏不再需要国家政府资源,同时“自我激进化”等词汇又掩盖了意识形态、地理、文化或政治的效力。
1962年,美国抽样调查技术先驱乔治·盖洛普在他的文中写道:“如果一个国家输给了共产主义,通过宣传和颠覆,它就会以不可挽回的方式输给我们,就像我们在实际战争中输掉了它一样。”
通过政治战争,敌人不仅可以在我们政策的成功中获得投票权,而且可以操纵公众舆论反对我们。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舆论战在今天的重要性,打赢一场舆论战有多重要。
事实上当今的世界格局仍属于冷战后遗留下来的,美国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封锁。
而美国政客在近年来的各种表现中都表明,他们想要通过公众舆论引导,来获取自己在公众中的公信力。
长征火箭残骸伤人只是他们在舆论引导中的一个微小操作,只要美国政府愿意,明天的中国人就连呼吸也会成为罪恶。
因此打赢舆论战,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