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驹,1962年出生,属虎,绰号:黑仔。
他生在香港,家庭条件普通。
爸爸叫黄仲贤,妈妈叫黄秀丽,两人是普通工人,靠双手做苦力维持生计。
住所简陋。30平米的小房子里,住一家七口。分别是:爸、妈、哥、弟、两个姐姐、自己。
弟弟叫黄家强。父母忙,他负责照顾弟弟,履行好做哥哥的职责。
弟弟觉得哥哥亲切、尽责。谈起小时候,说:“哥哥很倔,做错事会被爸爸抓起来打,他忍着,无论多疼,他都能忍。”
贫苦生活持续十几年。
这年他16岁,读中学,情窦初开。他恋爱了,和同校一位女同学,四年后被甩。
“甩了就甩了,不重要”。他说:“大丈夫志在四方!”
中学毕业,没钱,不读了,回家。
在家门口捡到把破吉他,想着送人没人要,那留着自己弹。吃饱没事弹一弹,一弹一弹就会了,他自己都惊诧。
瞬间顿悟。他觉得可以靠弹吉他混口饭吃,于是自信地找个乐队加入。
一加入就出问题。他什么都不懂,连最基础的乐理知识也没有,戴着厚厚的眼镜,留着日军中分发型,看起来傻不拉叽。
乐队成员很反感。贝斯手冲他大骂:“滚出去!那么差劲还学人玩音乐!要脸吗?!”
他想大吼作出反击,但那人说错了吗?并没有。
他忍着,咬紧牙齿,怒目圆睁,抓起破吉他跑回家。自此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为自己争一口气!
为自己争一口气!
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没日没夜地玩命练习吉他,旁边放盆冷水。累了就休息,手痛了放进水里舒缓一下,好了就继续练习。
踏破铁鞋无觅处,努力绝不废功夫。在一个不知名的深夜,他与吉他融为一体,练出了独门绝技,这里不方便讲。
他知道,神功大成。但时机未至,需蛰伏等待。
他去户外散心,双手插着裤兜走着,时不时停下脚步仰望天空,没有太阳。一阵风掠过,一张报纸顺风“啪”地一声砸到他脸上。
他措不及防一把扯下,上面头版大字写着:“山叶吉他比赛”,要求参赛者以乐队的形式参加。
乐队,组乐队。这需要主唱、吉他手、鼓手、贝斯手、键盘手。
主唱和吉他手自己包了,但剩下三人去哪找呢?
他知道,要节约时间就得顺藤摸瓜。玩音乐的人当然得去玩音乐的地方找了。
他先去乐器店,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了把新吉他。
正要走时,乐器店老板叫住他,说他骨骼惊奇,双瞳放光,想必前途不可限量。又见印堂发亮,便问他近来可有喜事?
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老板便动用人脉给他找来了叶世荣,会打鼓的叶世荣。叶世荣有钱,给他找来了邓炜谦和李荣潮,键盘手和贝斯手。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盗版猖獗,翻唱烂大街,原创歌手稀少,更别说乐队了。
他力排众议,自信地说:“要做就做原创!要玩就玩一场大的,全力干它一票!咱们一定行!”
他给乐队起名叫“Beyond”,译为“超越”。
超越束缚,超越世俗,超越自我,去追寻理想,去拥抱自由,去享受生命,永远年轻!永远打不死!永远不服输!
这年,他21岁。凭借《脑部侵袭》问鼎冠军,荣登该杂志头版人物,还上新闻了。
他顺风而行,一边参加地下演出积累经验,一边深造学习乐理知识。
期间乐队分分合合。邓炜谦、李荣潮选择退出,王欧文、陈时安、刘志远成为过客,黄贯中和自己的弟弟留下。
经典组合已定。分别是: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
此时,他24岁。没一个公司敢签下他们,觉得他们没前途,混了那么久,依旧默默无闻,粉丝基础很浅,投钱进去准亏本,说:“大家都爱听情歌,你偏要玩摇滚,没希望的,回家种田去吧。”
他不信。没人投资,那就自己筹钱,自己开演唱会,不需要人帮,一切靠自己。
为了凑钱,他们发传单,摆地摊,洗盘子,刷马桶,搬砖……一天至少打5份工。
为了宣传,他们沿街呼号,拉横幅,送门票,贴告示,上面写着:“永远等待”演唱会,梦想万岁!
门票
白天筹钱,晚上排练。
普通的大楼,普通的小屋,住着四个不普通的青年,弹奏起不普通的青春,歌唱出不普通的未来。
日后,他们会把这纪念为:“二楼后座”。
“二楼后座”
父母们疯了,因为他们觉得孩子们疯了。他们斥责、毒骂、唾弃孩子们,觉得一台机器应当进入社会为纸币服务直至瘫痪,否则就是背叛。
遗憾的是,这四位少年是仙人掌。
演唱会如期举行。他们穿起皮裤,背起吉他,散下长发,互相击掌鼓励彼此,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闭着眼,舞台帷幕缓缓拉开。他们睁开眼,看到底下座位空着一大半,来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可以尴尬、冷场,但别让观众失望。他们拨动旋律唱了起来,边唱边看着观众一个个离开,心慢慢冷。
没唱到一半,人都走光了,演唱会戛然终止。盘算下来,不赚反亏6000块钱。
他不甘心,再来!这次自费出专辑,并且堵死后路,最后一博,不成便死绝!
这年,他25岁。将所有的苦闷与不甘凝结成专辑《再见理想》。遗憾的是,反响平平。
他心如死灰,乌鸦在天空之上漫天飞舞。
他自问,难道摇滚不好吗?难道自由和理想不值得歌唱吗?难道爱与希望不应该散播吗?难道我们一切的努力终归白费吗?
不。陈健添敲响了“二楼后座”的门。
昏暗闭仄小屋,陈健添看到他穿着一件红色夹克坐在角落,吉他躺在膝盖上,他拿着毛巾为她擦拭,便说:“我是一名星探,也是一位老板,你们被签下了,包红。”
陈健添成了乐队经纪人。
这年,他26岁,迎接新希望。带着希望,乐队一口气连发两张专辑,但结果依旧是石沉大海。
公司怒了,命令四个白吃饭的家伙签下“存亡状”,最后一张专辑再不成,就解散、滚蛋!
他尬笑着接过奖状,知晓未来的日子将会很煎熬,卖不出专辑就没钱花。
没钱花就没女朋友。女朋友说:“要音乐就没我,要我就没音乐,你选一个。”
他选择音乐。
爱情凋零,事业枯萎,自尊受挫,他整日萎靡不振,无所事事,郁郁寡欢。
他姐姐看不下去了,说:“高抬头前先低头。你的音乐太吵!你先写一些活泼轻快的歌吸引流量,红起来后再做深度音乐。”
他顷刻间顿悟,说:“好吧,大丈夫能屈能伸。”
黄家驹,姐姐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四大天王的崛起,以及张国荣与谭咏麟的“歌王争霸”,香港歌坛仍是偶像派与情歌的天下。
他一声怒哄!一首《大地》横空出世,横扫十大劲歌金曲奖。
至此,香港的“摇滚时代”来临。
Beyond获奖过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他给母亲写歌,给迷茫少年写歌。他批判社会不公,批判金权纵欲下的假丑恶。他呼唤着自由与理想,散播着爱与正义。
黄家驹,母亲
在浮躁腐臭的空气下。
他吞吻骤雨,撕裂暴风,将希望之光高高举起。圣洁之力激发起奋斗者的无穷潜力,让黑夜的孩子掩面痛哭后暴起反抗!
他太累了。忙着上综艺、拍电影、拍广告、拍电视剧、各种乌七八糟的应酬……音乐成了金钱的陪葬品,他说:“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
他写《俾面派对》讽刺:“来让我去告诉你,派对永无真意义。”
后来,他去了非洲。
在这片原始、质朴的土地上,孩子们的善良与纯真让他激动,干瘪的肚皮使他羞愧,曼德拉的故事令他落泪不止。
他说:“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愿世界和平。”
后来,他去了世界各个角落,见到了好多好多美景。在一个黄叶碎落的夏天,日本是他的最后一站。
1993年6月30日,香港的夜雨倾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