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第四野战军兵临天津城下，开始逐步扫清外线防御，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大天津堡垒”，已经摇摇欲坠、大厦将倾。
前方的战士们忙着冲锋陷阵，后方的政工人员们自然也忙得很：俘虏们一批批地送下来，甄别身份、诉苦教育、安排去处……一刻也闲不下来。
国民党军俘虏
1月5日这一天，他们接手了一位有些奇怪的俘虏。
在询问身份时，这个俘虏非常痛快地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和职位——罗镇，1910年生人，被俘前是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这样的职位，在“将官满地走”的国民党军队中，算不得什么高官。但负责甄别的政工干部却感到了一丝异样：这个人交代得未免太过痛快，似乎对我军的俘虏政策非常熟悉的样子。
以防万一，他们找来了几名老资历的敌工干部，对“罗镇”进行了辨认。
这一认，就认出了问题——一位山东根据地出身的老敌工干部，一见到罗镇的面，便吃惊地叫道：“你是邢仁甫？！”
“罗镇”听到这一声喊，马上如同一堆烂泥，瘫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邢仁甫
邢仁甫落网的消息，马上被发往了四野总部。听到这一消息的罗荣桓政委大喜过望：“好啊，我找了他6年，终于抓住这个家伙了！”
这个邢仁甫何许人也？罗荣桓政委又为何如此重视他？
今天，衔笔就来讲讲这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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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寻常路”的抗日悍将
1938年1月的一天，盐山县城（今属沧州市）里响起了“咣咣”地敲锣声。老百姓高兴地喊着：“革命军来了！开仓放粮喽！”
在县城粮库的门口，战士们搬出的粮食堆成了小山。一个精悍的青年跳上粮车，扯开嗓门喊着：“老乡们！我们是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31游击支队！盐山县城的鬼子汉奸，都被我们消灭了！是老爷们的，都来跟我们打鬼子呀……”
这个豪气冲天的青年，就是时任第31游击支队队长的邢仁甫。
游击队员
1910年7月的一天，在盐山县旧城镇的一个土豪家中，邢仁甫出生了。
说邢仁甫是土豪出身，一点也不夸张——他的父亲曾经当过土匪，还是盐山县一带的青帮大佬，属于一跺脚半个县城乱晃的人物。
按照一般程序走的话，邢仁甫大概率会变成一个纨绔子弟。
可稀奇的是，邢仁甫却从小就不太瞧得上自己的家庭，中学毕业后，“不走寻常路”的邢仁甫，扔下一份书信，便跑到到了北平去当了兵。
从这时开始，“不走寻常路”这5个字，几乎贯穿了邢仁甫的一生。
在北平当兵的几年里，邢仁甫混得不好不坏——虽然当上了连长参谋，但他一无根基、二无靠山，想要出人头地，实在希望不大。
见国民党军队实在不靠谱，邢仁甫便找了个机会，开小差回到了老家。
这时的邢仁甫，还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回到家乡没多久，就与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了联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卢沟桥事变中的中国守军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中国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巨浪。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大地，自然也不能例外。
1937年7月15日，盐山县旧县镇召开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曾经当过兵的邢仁甫被推选出来，当上了这支抗日武装的司令员。
到这一年年底，按照中共冀鲁边工委的指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依照抗日统一路线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31游击支队，邢仁甫当仁不让，继续当了支队长。
虽然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的牌子，可已然自顾不暇的国民政府一不拨饷、二不发枪，部队的吃喝拉撒、武器弹药，都得靠邢仁甫自己张罗。
邢仁甫跑到冀鲁边工委去诉苦，工委负责人也是一脸无奈，只能指示他在周边地区开展一些武装斗争，好扩大影响、补充队伍。
若是换了一般人，听到这句话估计要跳脚：一没人二没枪，咋开展武装斗争？
可胆大包天的邢仁甫可不这么想——小打小闹没意思，要打就打盐山县城！
《亮剑》名场面——进攻“平安格勒”
熟悉《亮剑》的朋友们都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县城不是闹着玩的。李云龙带着兵强马壮的独立团，还有大量友邻部队配合，打平安县城都得拉开大兵团决战的架势，才有了“平安格勒”的流行梗。
何况，盐山县地处山东、河北两省之间，号称“冀鲁枢纽”，战略位置相当重要。自从沦陷之后，县城里就常驻着两个日军小队和500多名伪军，寻常的小股抗日武装不要说打，连靠近的胆子都未必有。
在攻打盐山县的过程中，邢仁甫再次发挥了他“不走寻常路”的特点——他将手底下不多的部队分成两组，一组在外频繁骚扰，引得日军小队出城扫荡；另一组伪装成普通农民，混进城去，摸清伪军的巡逻时间和路线。
到了攻城这天半夜，邢仁甫下令内外一起动手，城内的战士开始四处制造混乱，而城外的主力则集中不多的火力，朝城门猛烈攻击。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守城伪军根本分辨不清来了多少部队，慌乱中只得弃城而逃，给邢仁甫留下了大批物资和弹药，这才有了前文中开仓放粮的场景。
从盐山一战中，邢仁甫似乎摸到了攻城战的窍门：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邢仁甫率部连续攻破无棣、庆云、乐陵等多个县城。部队迅速发展到3000多人，成为当地一股强劲的抗日力量。
从古到今，攻城都是一项极为稀缺的本事。三国时期的黄忠、乐进，都是靠着“先登陷陈”，才获得了重用。而同样擅长攻城战的邢仁甫，自然也不会被八路军领导人忽视——
1941年2月，邢仁甫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教导第六旅，邢仁甫出任旅长，短短1个月后，他又兼任了新建的冀鲁边军区司令员。
从1937年到1941年，短短4年时间，邢仁甫就从一个游击队长升到了八路军的旅级干部，与一干参加革命10多年的老领导平起平坐，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此时的陈赓大将 也同样是旅级干部
乱花迷眼
如果邢仁甫按照这样的速度成长下去，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至少能做到“少将保底，中将有望”。然而，火箭般的上升速度，又让“不走寻常路”的邢仁甫不安份起来。
只不过，他这次走的是一条直线向下的道路。
从当上旅长和军区司令后没多久，军区干部们就发现邢仁甫变了：他不仅不再亲临战场指挥，只满足于在地图上指指画画，更变得贪图女色，竟与自己的结发妻子离婚，娶了个宣传队的女队员，每天在温柔乡里乐不思蜀。
要说清楚的是，在许多书籍和文章中，这位女队员是邢仁甫的小老婆，但根据邢仁甫女儿们的回忆，邢仁甫是在妻子离婚后，才与这名女队员结婚的——毕竟离婚再娶和公然搞“一夫二妻”，性质完全不一样，上级也绝不可能容忍这一点。
在娶了新老婆之后，邢仁甫居然不顾日军轮番扫荡的严峻形势，居然抽调大批战士和民工，在渤海湾的一个小荒岛上建起了“后方基地”，常常扔下公务到岛上吃喝玩乐，引得干部战士纷纷侧目，他却浑然不觉。
由于邢仁甫的部队长期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接受115师改编后，上级就派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来到冀鲁边分区，帮助其开展部队的思想教育。
然而，在邢仁甫看来，上级的这一做法，是在他的部队里“掺沙子”，要剥夺他的指挥权。
我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可在邢仁甫的脑海里，这支部队是他的“私人武装”，谁要动这支部队，他就跟谁过不去。
从这一点来看，邢仁甫当时的觉悟，也就是个军阀水平。
在旧军阀眼中，士兵就是自己的“家奴”
邢仁甫的不满，在黄骅出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兼教导第六旅副旅长之后，便达到了顶峰——
黄骅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不仅参加过历次反围剿和长征，还在红军大学当过教导员和干部团政委，是个不可多得的“全能人才”。
按理说，有这样一位帮手来分担重任，邢仁甫应当感到庆幸。但邢仁甫却不这么想，他琢磨来琢磨去，认为黄骅就是来挤走他的。
于是，邢仁甫不仅在人前人后以“南蛮子”称呼黄骅和其他外来干部，还到处散播言论，称他们是“来这里抢地盘”的，使得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形成了严重对立。
黄骅（右）在延安
对于邢仁甫的错误，黄骅与冀鲁边军区党委的其他领导，都对他进行过严肃细致的谈话，可邢仁甫根本听不进去，照样我行我素。
一个军区的班子之间产生如此大的矛盾，上级自然不能视而不见。1943年春天，上级发来一纸电令，派邢仁甫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冀鲁边军区司令一职由黄骅暂代。
看到这份电令，邢仁甫险些气炸了肺。他认定，这就是黄骅在背后搞的小动作。
于是，邢仁甫一边找借口拖延行程，一边开始找他的心腹商议对策，渐渐形成了一个罪恶的计划。
“大赵村惨案”
在邢仁甫身上，有一种狂妄的自信。在他看来，冀鲁边军区没了他根本玩不转，如今上级要调走他，只不过是有黄骅这个预备人选而已。
因此他认为，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黄骅，上级就一定会把他留下来，继续委以重任。
邢仁甫的这种迷之自信，简直让人无言以对。
而更要命的是，邢仁甫不仅敢想，他还真的敢干——
1943年6月30日，由黄骅主持的冀鲁边军区侦察工作会议，在新海县大赵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了。
会议一直开到了傍晚，正当黄骅派警卫员出门去找煤油灯时，十几个人影却从院门口闪了出来。
门外站岗的哨兵紧张的端起枪，问道：“谁？！”
领头的一人蛮横地说道：“司令部手枪队的，找黄副司令有紧急任务！”
警卫员仔细一瞅，领头的正是司令部手枪队队长冯冠奎。
这个冯冠奎是邢仁甫的铁杆亲信，素来横行霸道惯了。哨兵一愣神的功夫，冯冠奎便带着人快步冲进了院里。
感到不对的哨兵，还没来得及发声警告，冯冠奎已经带头冲进了屋里，二话不说拔枪乱射，一眨眼的功夫，整个院里的人就全被打倒了。
等到警卫员闻声赶来时，这十几个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大赵村惨案遗址 现在是黄骅市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这起事件，就是冀鲁边军区著名的“大赵村惨案”。
在凶手枪下丧生的，除了首当其冲的黄骅之外，还有军区参谋主任陆成道、锄奸科长陈云彪、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一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4名烈士。
消息传来，整个冀鲁边军区都震动了，全体干部战士无不震惊垂泪，而其中哭得最凶的，正是邢仁甫——在黄骅等5名烈士简单的追悼会上，邢仁甫捶胸顿足，几乎哭得背过气去。
可等到追悼会一结束，邢仁甫把眼泪一抹，就张口邀请军区党委的其他领导到他的“后方基地”去，商量之后的工作安排。
邢仁甫这一番话，把其他领导都说懵了：“黄副司令牺牲，你的调令也没撤销，今后的安排，该等上级指示吧？”
邢仁甫见所有人都不配合，只得干笑几声，说道：“当然，当然，我是怕抗日工作受影响嘛！”
抗战时期的罗荣桓元帅
接到冀鲁边军区党委发来的急电后，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领导人又急又气，在向延安上报的同时，回电命令冀鲁边军区迅速缉拿凶手，尽快破案。
然而，这封命令发出去10多天，却如同石沉大海，再无回音了。
水落石出
正当罗荣桓等人感到奇怪的时候，一封来自清河军区的电报，让他们当即变得怒不可遏——
这封电报，是冀鲁边军区独立团发来的。在这封电报中，独立团团长冯鼎平详细汇报了邢仁甫策划杀害黄骅等人，并准备叛变的事实。
原来，在军区党委拒绝了邢仁甫的要求后，邢仁甫才突然惊恐地意识到，他在军区里根本无法只手遮天。
思来想去，邢仁甫找到平日里与他来往紧密的冯鼎平，对他说道：“‘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被我干掉了。你准备拉上队伍跟我走，要是有人顶牛，先崩了再说！”
听完邢仁甫的话，冯鼎平仿佛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他连忙假意答应下来，紧接着飞也似地赶回团部，向几个骨干通报了这件事。
冯鼎平的话还没说完，独立团二营营长刘虎臣就大骂起来：“要我叛变，邢仁甫那是做梦！”紧接着其他骨干也表示，绝不跟邢仁甫走。
见干部的意见统一，冯鼎平马上命令收拢部队，以备不测，同时派出精干的力量，暗中监视邢仁甫和其亲信的动静。
由于冀鲁边分区的电台控制在邢仁甫手里，冯鼎平便委托团政委姚昌洲，连夜赶到清河军区，用那里的电台向山东军区司令部进行了汇报。
接到这份电报，罗荣桓等人才恍然大悟：难怪冀鲁边军区不回电，邢仁甫一定对他们封锁了消息！
形势已经十分紧急，罗荣桓马上电令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带着电台赶往冀鲁边军区独立团，确保部队稳定，同时与冀鲁边军区党委一起，部署抓捕邢仁甫的计划。
刘其人将军
消息传到冀鲁边党委，所有领导干部赶到既震惊又愤怒，有人提出，马上带兵上岛抓捕邢仁甫。
然而，军区党委书记王卓如表示，带兵上岛阵势太大，容易打草惊蛇，不如以请邢仁甫来商议工作安排为借口，让他来到军区司令部，再抓起来就容易得多了。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同王卓如预料的那样——当交通员把信送到岛上时，邢仁甫以为自己的威望又回来了，当即同意赶到军区司令部去开会。
7月16日傍晚，邢仁甫带着一个警卫排，大摇大摆地赶到了军区驻地，在隔壁村中的一个富户家里住了下来。
冀鲁边军区当即决定：今晚就抓捕邢仁甫！
冀鲁边军区驻地旧址
这天半夜，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在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的带领下，悄悄地摸进了邢仁甫所在的村子。
然而，狡猾的邢仁甫不仅在屋外安排了警卫，还布置了多个暗哨来保护自己。
当警卫连接近邢仁甫的住处时，隐藏在暗处的警卫开火了。听到枪声的邢仁甫慌不择路，从后窗跳了出去，飞快地向村外跑去。
当邢仁甫跑到村口时，正撞见一个不明真相的交通员骑着毛驴路过，邢仁甫不由分说，夺过毛驴，“快驴加鞭”，就跑得不见踪影了。
从村里逃出之后，邢仁甫拉上了几名亲信，一路南下逃到了湖南，投奔了国民党。
然而，当时毕竟还是共同抗战期间，国民党虽有意大力宣扬，但总是不好张口，一来二去，就把邢仁甫晾到了一边。
见在国民党这里吃不开，1944年，邢仁甫干脆北上天津，直接向日寇投降了。
彻底叛变之后，已经没有底线的邢仁甫将冀鲁边军区的部队构成、主要活动区域、常用驻扎地区全都泄露了出去，写成了一份《剿共灭匪计划》呈给了日军。
这些宝贵情报的泄露，给冀鲁边军区造成了巨大困难。在那段时间里，日军几乎是追着冀鲁边军区司令部跑，好几次差点将军区司令部“包了饺子”。
靠着这份“功劳”，邢仁甫在日军手里换了个津南六县剿共司令的职务，躺在昔日战友的鲜血上，继续过起了醉生梦死的日子。
正在扫荡的日军
叛徒下场
抗战胜利后，山东军区为了纪念黄骅烈士，将他牺牲处的新海县改名成了黄骅县，也就是今天的黄骅市。
在纪念英烈的同时，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领导人，也一刻没有忘记追查邢仁甫的下落。
然而，在抗战胜利之后，邢仁甫却如同一缕青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直到本文开头所说的时刻，邢仁甫才终于现形——原来，抗战胜利后，他化名为罗镇，靠着四处打点，混了个军统天津站中校组长的职位，后来又当上了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
落实了邢仁甫的身份后，罗荣桓马上下达了命令：把邢仁甫押赴山东，等待人民的审判！
罗荣桓元帅
邢仁甫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躲藏了6年后，他还是没有逃脱正义的制裁——1950年，山东省政府签发了邢仁甫的死刑判决书。德州专署将邢仁甫带到了黄骅等烈士们牺牲的地方，用一颗子弹，结束了邢仁甫曾经辉煌，又罪恶深重的一生。
衔笔在前文中说过，邢仁甫的一生，一直在“不走寻常路”——他从一个背离家庭的地主少爷，到一个能征惯战的优秀指挥员，又变成万人唾弃的叛徒，这其中的缘故，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并永远引以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