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攻入南京的那一天，第35军军部门口，一个旗袍素装的女人缓缓走来，说要马上见到何克希政委。哨兵不清楚这位妇女是什么人，但她说出了政委的名字，他只好前去通报。
过了一会儿，何克希小跑着出了大楼，他看到来人甚是惊喜，老远就呼喊着：“修良同志，我们又会师了！我们胜利了！”
何克希把陈修良迎进去，一小时后，两辆吉普车开出军部，警卫连长带了一个排护送陈修良去住所里取东西。当汽车停在华科公司门口时，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平日里和我们一起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南京的市委书记！
人们啧啧称奇：共产党真厉害！这样一个人，安稳地藏了三年，把南京闹得天翻地覆！
虎穴藏身
1946年3月，陈修良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作为华中局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长，陈修良何尝不明白南京的情况！那是一处名副其实的虎穴！南京是国民党的“国都”，国民党当局对这里的特务统治，已经到了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程度，不管白天黑夜，不论哪条街道，都能找出三五个化了装的军警特务。
南京街头
从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来，中共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连续8次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先后有8名市委书记献出了生命！在这样一座到处是危险的虎穴里，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一场灭顶之灾。
为了迷惑特务的视线，出现了特意打扮成富家太太的样子，以“张太太”的身份，在南京租了一套房子，还创办了一家公司做起了生意。很快，陈修良就和邻居们打成了一片，经常约着一起搓麻将，她就这样在南京隐藏了下来。
虎口拔牙
打入南京后，就要开展情报工作，陈修良与地下党的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指挥市委各部门见缝插针地与敌人展开战斗。
南京地下市委有两项任务，一是获取敌方的军事情报，二是策反国民党高层，让其公开起义。为此，市委设有情报、策反两个专门委员会，前者由卢伯明负责，后者以沙文威为首。而出现了则是整个情报网的枢纽，所有情报都是汇总到她这里后，再传送给中央。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修良从国民党高层官员名册上，看到了“副署长汪维恒”的名字，她不由地想起了中共诸暨县委的组织部长，他也叫汪维恒，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她将这件事告诉沙文威，要他核实清楚。没过几天，沙文威报告说：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
1929年“诸暨暴动”失败后，汪维恒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想到他竟然混进了国军，还当上了胡宗南军队里的军需处长，最近又阴差阳错升迁为副署长。更为凑巧的是，沙文威在担任宁波市学联主席时，曾与汪维恒见过一面。
知道这些后，陈修良大为振奋，她指示沙文威去见汪维恒一面，争取重新接上关系。于是，沙文威就在汪维恒总去的餐馆里，和他来了一场“巧遇”。
见到沙文威，汪维恒很是高兴，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沙文威婉转地问：“汪先生还愿不愿意为‘家里’做点事？”汪维恒立刻回答道：“我愿意！”
这段时间，汪维恒虽然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一直没有停下搜集情报的脚步，他家的柜子里、抽屉里，塞满了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绝密资料。汪维恒向我党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是国军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力和武器配备。
这份材料被转送到延安，放到了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案头上，两人看后连连叫好，有了这份情报，我军在战场上就能知己知彼。
其后，汪维恒将国军的调动情况以及其他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沙文威，由他报告给中央。这些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十分准确，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顾祝同还不解地问陈诚：“怎么搞的？为什么延安对我军的番号和人数，掌握地比我们还要翔实？”
从1948年8月下旬开始，策反委员会就把目光盯在那些有可能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身上。陈修良特别重视策反委员会的工作，她频频与沙文威接头，拿着花名册筛选策反对象。
潜伏在空军第四医院的地下党员林诚，把策反目标选在了南京轰炸大队的俞渤身上。俞渤对国民党污浊腐朽的风气大感厌恶，也十分不满蒋介石不顾民生大打内战的政策。
林诚以航空医官的身份接近了俞渤，俞渤同意起义，不仅如此，他还拉来了同机组的其他四名小伙伴。
不过，俞渤提出一个要求，在起义之前要加入共产党。这件事林诚无法做主，他把问题反映给了沙文威，沙文威又报告了市委，陈修良说：“既然他没有告发，而是同意起义，就已经通过了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的？”
陈修良又对沙文威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国民党空军驾战机起义过，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意义非常重要，一定要保证成功！”
1948年12月16日晚9时，俞渤与已是中共党员的同机组成员，从南京大校机场驾驶着当时最为先进的轰炸机，绕到总统府的上空，一连投下3颗吨级巨型炸弹，然后向北疾飞，一直降落在石家庄我军机场。
由于夜间难以判断，那几枚炸弹落在了南京的燕子矶，没有炸到总统府。但蒋介石吓得不轻，他当场撤换了机场司令。
第二天，南京市委的地下电台收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电，中央对首次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取得成功表示祝贺。
但陈修良没有为这次成功感到满足，她下一步的目标，是蒋介石的一颗“虎牙”——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
此时，国民党在淮海、平津相继惨败，王宴清已经在考虑起义之事，但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实在不忍心背叛。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陈修良把王宴清的舅父邓昊明搬了出来：“忠于某一个人，只是个人小事，对国家和民族，才是大忠。像蒋介石这样祸国殃民的反动派，根本不值得愚忠！”舅父的这一番忠告，对推动王宴清下定起义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
不久，王宴清提出要与我地下党“相当负责”的人士会面一次，在确保稳妥、安全的基础上，陈修良亲自出面，与王宴清进行了一次详谈。
最初几分钟，望着这个文弱沉静、浑身上下并无一点张扬的中年妇女，王宴清心里摸不透对方是何等人物，当陈修良与之谈了十几分钟后，王宴清才在心中认定，她就是中共在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
与陈修良会面后，王宴清才真正下定决心倒戈起义。
1949年4月中旬，王宴清带着警卫师其中的两个团起义渡江，在渡江的过程中，起义部队遭到了国军的追击，损失非常严重，虽然他们并没有补充多少力量，但连警卫师都起义了，对其他军队也是一种震慑。眼看着自己的一颗“虎牙”被共产党生生地拔掉，蒋介石、顾祝同等人都痛彻肺腑，他们找来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要求“找到并摧垮南京地下党！”
张耀明无奈地接了命令，对部下叹道：“这些地下党这么厉害，连“御林军”都能策反，还藏得那么严实，一个个不知道在哪块地下，叫我们怎么找？”
虎门洞开
随着解放军渡江日期的越来越近，国民党下令对长江实行“封江”，江面上的船只全部被严格控制，解放军很难找到船。陈修良在市委会议上多次布置船只的事宜，派地下党准备了十几艘机动船，开到码头，等解放军一到就渡江，第二天，解放军第35军的1.5万人就全部过了江，进入城内。南京解放了！
4月24日一早，一夜未睡的陈修良迫不及待地来到35军军部，要见何克希。
何克希和陈修良在华中局时就是老相识，这次再见，他们高兴得跳着拥抱起来，大声叫道：“我们胜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