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角与“太平道”
张角，冀州巨鹿郡巨鹿县人（今属河北邢台市平乡县），信奉“黄老道”，创立“太平道”，太平道的名称应当来自于《太平清领书》（又称《太平经》），这部书是太平道的纲领，也是道教早期经典，太平道也属于早期道教一支。
初，巨鹿张角……奉事黄老道……见《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号太平清领书。……后张角颇有其书焉。见《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
西汉成帝时，方士甘忠可作《包元太平经》，其后经历代传承逐渐演化为《太平清领书》，其作者可能并非一人，此书依托于黄老学说，涉及阴阳五行、医药养生、求仙问卜、治国方略等诸多方面。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见《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见《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见《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太平经详注云：“太上老君亲授太平经。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编成一百五（按：当作七）十卷。皆以修身养性，保精爱神，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治国太平，消灾治疾，无不验之者。”见《太平经著录考》载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卷四》。
东汉顺帝时，徐州琅邪人方士宫崇向皇帝进献《太平清领书》，宫崇声称此书为其师琅邪人（或北海人）干吉（或名于吉），受神仙传授（太上老君或仙人帛和所传），干吉、宫崇可能也对此书进行了编撰，但朝廷认为此书“妖妄不经”，于是束之高阁，大概成了禁书。
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见《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
桓帝时，皇帝信奉黄老道，在宫中设立祠堂祭祀，好求仙长生。延熹八年（165年）两次派人到老子故乡陈国苦县（今属河南周口市鹿邑县）祭祀老子，第二年又亲自举行比较隆重的祭祀。这一年，青州平原隰（xí）阴县人（即漯 tà阴县，今属山东德州市齐河县、临邑县、济南市商河县、济阳县交界处）方士襄楷也向桓帝献上《太平清领书》。
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见《后汉书》卷七十六，王涣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见《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见《后汉书》志八，祭祀中。（延熹）八年（165年）春正月（当月公历跨度1月30日~2月28日），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壬子（二十一日，166年1月10日），……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延熹九年、166年，七月）庚午（十三日，9月25日），祠黄老于濯龙宫。见《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延熹）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jì）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见《后汉书》志八，祭祀中。延熹九年，（襄）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见《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
灵帝熹平（始于172年）年间，张角在民间传道，自称“大贤良师（或大贤郎师）”、“黄天”、“天师”，其弟张宝、张梁或自称“大医”，他们借着行医救人来宣扬教义。到中平（始于184年）年间，已有十多年，弟子遍及冀、幽、青、徐、荆、扬、兖、豫八州，张角把各地分为三十六区域，称为“方”，每个方多则上万，少则六七千人，方的首领为“渠帅”。
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李贤等注：“良”或作“郎”），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见《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见《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续汉书》曰：巨鹿张角自称天师……见《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七。初，角弟良，弟宝自称大医（周天游注：范书皇甫嵩传作“角弟宝”，“宝弟梁”。通鉴考异曰：“司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弟宝’，袁纪云‘角弟良、宝’，今从范书。”按今本袁纪“宝”上皆有“弟”字，与通鉴考异所见本异。又“大医”，范书作“大贤良师”，注曰：良或作郎）……见《后汉纪》卷第二十四（周天游校）。（张）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闲，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见《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太平道的信徒变卖财产，背井离乡去见张角，人数众多造成交通堵塞，在半路病死的都数以万计，地方官府认为张角的太平道善于教化百姓，所以百姓追随他。然而张角的传道不仅仅是建立宗教，他还有推翻朝廷的目的，所以他们宣扬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当年甘忠可的《包元太平经》中有这样一段话：“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见《资治通鉴》卷五十八。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见《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见《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
太平道拥有三十多万教徒，大概有多方面的原因，豪族兼并土地、宦官当权导致的腐败、天灾导致出现的许多流民，再加上太平道主动传教吸收的信徒。
光和年间，司徒杨赐曾上书皇帝，建议州郡清查流民，遣送回乡，以此削弱张角党羽，然后再剿捕各地渠帅，免得劳师动众，不久之后杨赐因病免官，此事也没有施行下去。光和六年（183年），侍御史刘陶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联名上疏，重申杨赐的建议，并提醒皇帝张角可能有密探在京城收集朝廷情报，估计有所图谋，更可疑的是，州郡官府对张角举动刻意隐瞒，不愿报告朝廷，这封上疏却没有引起灵帝重视。
先是黄巾帅张角等执左道，称大贤，以诳耀百姓，天下襁负归之。（杨）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见《后汉书》卷五十四，杨赐传。时巨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刘）陶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连名上疏言之，曰：“圣王以天下耳目为视听，故能无不闻见。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前司徒杨赐奏下诏书，切敕州郡，护送流民，会赐去位，不复捕录。唯会赦令，而谋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觇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鸣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见《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联系桓帝时以皇帝为首的宫廷中对黄老道的信奉，可能是上行下效，朝中大臣也信奉者，而到灵帝时，地方官府认为太平道能够教化百姓，并不觉得它有推翻朝廷的企图，恐怕地方官吏就有很多信奉的，以至于太平道自由壮大，等到发现不对劲了也不敢向朝廷举报。如果有阴谋论，甚至认为朝中、地方有些人是故意阻断消息，麻痹中央，跟太平道同谋推翻朝廷。毕竟皇帝身边的亲信宦官都有和太平道往来的。
黄巾爆发
中平元年（184年），即是“甲子年”。正月（当月公历跨度1月31日~2月28日），张角派大方渠帅马元义等人召集荆州、扬州数万人，约期到冀州魏郡邺县（今属河北邯郸市临漳县）会合，准备同时起兵。马元义又经常往来于京城雒阳（今属河南洛阳市），他早就买通了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为内应，也约定好三月五日（4月3日）内外共同起事。张角弟子青州济南人唐周（或兖州济阴人唐客），突然揭发了张角的谋划，河南尹何进对马元义实施了抓捕，这是立了大功，可能唐周（或唐客）就是向何进告发的张角，何进才顺藤摸瓜抓了马元义，但马元义当时没有供出封谞、徐奉。灵帝召集三公和司隶校尉商量对策，命钩盾令周斌率领三公掾属纠察宫内侍卫和京城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诛杀了一千多人，又命冀州抓捕张角。
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见《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张角只好在二月（当月跨度2月29日~3月29日）通知各方提前行动，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信徒们都头裹黄巾为标识。于是各地起事，火烧官府、劫掠城池，很多地方官也没有组织有效防御，甚至弃官逃跑了。兖州东郡东阿县（约在今山东聊城市东阿县西南）县丞王度响应黄巾，焚烧粮仓、军械库。冀州安平国王刘续、甘陵国王刘忠被国人劫持响应起兵，刘续于当年九月（当月跨度10月23日~11月20日）就被朝廷以“不道”罪诛杀，看来罪名比较重，不道或许是指“大逆不道”，可能刘续与张角达成了某种协议。
中平元年春二月，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帅〕有三十六（万）〔方〕，皆着黄巾，同日反叛。见《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中平元年，黄巾贼帅张角起于魏郡，托有神灵，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潜相连结，自称黄天泰平。三月甲子（即三月五日），三十六（万）〔方〕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燔烧郡县，杀害长吏。见《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闲，天下向应，京师震动。见《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黄巾起，（东阿）县丞王度反应之，烧仓库。见《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见《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为所劫质，囚于广宗。贼平复国。其年秋，坐不道被诛。立三十四年，国除。见《后汉书》卷五十，安平王传。
朝廷布防京师商讨对策
黄巾的突然行动确实让灵帝感到惶恐，三月初三（4月1日），灵帝拜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命他统领左右羽林骑（禁卫军）及北军五营（京都卫戍军）屯驻都亭镇守京都，又在函谷（汉时函谷关今属河南洛阳市新安县，今河南灵宝市境内为秦时函谷关遗址）、大谷（今属河南偃师市寇店镇）、广成（在今河南汝州市崆峒山西）、伊阙（在今河南雒阳南龙门山、香山之间）、轘辕（今属河南偃师市府店镇）、旋门（今属河南荥阳市高山镇穆沟村）、孟津（古黄河渡口，今属河南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小平津（古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县东北）八处关隘增设关都尉，京师雒阳处于战备状态。此外还诏命州郡整顿军备，招募义军，组织攻防。
（中平元年）三月戊申（初三），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见《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起，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张角别党马元义谋起洛阳，进发其奸，以功封慎侯。见《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见《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见《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在京师周围紧急布防之后，灵帝才冷静下来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凉州北地太守皇甫嵩劝皇帝解除“党禁”，并捐出私房钱及西园御马以补充军需。中常侍吕强进一步说明解除党锢是为了防止士人与黄巾合谋。党锢之祸以来有些士人十多年没有出仕，假如没有出路，他们又积怨已久，难免趁机与黄巾合谋反叛朝廷。
召群臣会议。（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见《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时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见《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李贤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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