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晚清，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列“中兴四大名臣”的李鸿章。大家对李鸿章的第一印象就是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领导洋务运动，创办北洋水师。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后，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签订以后，他立马成了千古罪人，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有人说他是一个卖国卖出品牌的人，以致西方列强找清朝政府签不平等条约，都得让这老头来。最典型的就是中日《马关条约》了，日本人点名让李鸿章到马关来签。
那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其实不是的。甲午战争失败、签不平等条约，他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这不是正确的“辩证史观”和“唯物史观”。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里就对其有过“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的评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难道真的愿意背负这千古骂名去颤颤巍巍的签那个不平等条约吗？还不是因为打不过，没办法嘛。
李鸿章奉命前往日本议和前，光绪皇帝召集王公大臣和李鸿章共同就日本提出的“割地、赔款”条件，商讨应对事宜。在诸多朝臣坚持割地避祸，委曲求全的时候，李鸿章给出了自己前往日本和谈的底线：“割地则不行，议不成则归耳”。不可否认，就“割地”而言，李鸿章拿出了一个国之柱臣该有的坚持，也对得起《清史稿》对其“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的评价。
到了日本之后，李鸿章还在为“大清国”作着最后的努力。他四处拜会各国公使，乞求他们能够出手干涉，阻止日本割据中国领土。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国的公使愿意帮助他。无奈之下，李鸿章只能在征求了光绪皇帝的同意之后，答应割地。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李鸿章也是竭尽所能的为大清争取权益，哪怕只是一丁半点。在马关的春帆楼上，伊藤博文代表的日本政府，从开始就不愿意和晚清政府正儿八经的和谈，他们只是借助重兵压境、直逼京师的优势，威逼李鸿章，以求达到“不停战而和谈”、“以和谈所取物资，继续供应前线作战”的无耻目的。深知伊藤博文和谈目的的李鸿章，始终以“要挟过甚，碍难允行”予以回应，以致前后三次的和谈都僵持不下、不欢而散。就在李鸿章对谈判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次意外的枪击事件给了他喘息的余地和反击的机会。
在一次和谈结束李鸿章从春帆楼返回驻地的路上，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持手枪冲到了轿子前，一枪命中李鸿章左颊，李鸿章立马血流满面，当场昏厥。枪击事件发生后，李鸿章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美国人对他“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的评价，绝非浪得虚名。苏醒以来，李鸿章非常高兴，他隐秘地希冀，这伤口能够再严重一些。他带着脸上的枪子，拿着自己身染鲜血的朝服，向闻讯而至的记者和外国使臣们，酣畅淋漓地谴责了日本的不道德行为和侵略本质。日本严重违背国际礼仪的行为，加上李鸿章那一句“我是中国的使臣，我流的这些血，都是为了大清帝国，只要是有益于国家，我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的义正言辞，让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逆转了和谈的被动和不利局面。之后，李鸿章数次以伤势为由，拖延双方谈判。日本方面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将赔款数额从三亿减到了两亿。这一枪，让李鸿章为晚清政府争回了一亿两白银的赔款，让李鸿章借机推进了和谈的进程，更让李鸿章顺势挫败了日本“不停战而和谈”的卑劣目的。
李鸿章在签完《马关条约》之后的1896年，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后来的历史书很少提及这次航行。实际上他从中国到了俄国，然后又到了英国、普鲁士（现在德国），接着又去了美国，然后从美国到日本最后回到中国。他见到了俾斯麦、俄国的皇太子、美国的格兰特总统等等。
老人家坐着美国轮船到横滨，准备换招商局的船回国内。老头倔得不得了，说：“我就不上日本土地，我终生不再踏日本土地！”这就给很多船员给难倒了。最后还是把美国船和招商局的船拼在一起弄了个跳板，老头冒着生命危险走跳板过去的，没有踏日本土地。你说此举是不是爱国呢？
所以，不要在一百多年后轻易地骂李鸿章卖国，因为连一个像李鸿章这样著名的“卖国者”都知道该怎么爱国，怎么去推动国家发展。什么叫爱国呢？就是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妈一样。有人说爱国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情怀，你说伟大就伟大喽，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基本情怀。只有人格极不完善的人，才可能不爱国，所以爱国是一种正常情绪，伟大是一种过奖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