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3》中的何悯鸿被余初辉称为“幸福小孩儿”，因不通世事，经常因为各种“拎不清”，惹出很多麻烦。《欢乐颂1、2》中的关雎尔也是中产家庭的乖乖女，却进退有度，这背后反应了什么呢？
有知识的中产家庭中，孩子衣食无忧，最大的压力基本来自学习。父辈通常在学业方面有比较高的期望值。知识分子的说教相对也比较多，亲友间走动少，孩子的生活方式比较单一，大部分时间宅在家里。网络让他们对人与人的直接交往越来越陌生。
余初辉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差一些，母亲又比较懦弱，经常受到老公和婆家的欺负。余初辉的成长过程没什么人可以依靠，自然得事事靠自己，做什么？怎么做？都得承担后果。条件差，当然事事都得精打细算，考虑再三。
都说女孩得“富养”，富养才能生优雅。余初辉虽然自立要强，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会让她经常“用力过猛”，显得精明过头。她处处过于“拎得清”，与何悯鸿正好相反。虽然观众并不反感，但如果你身边真有这样的人，也会很有压力。她们精于计算，行为上比较有“侵略性”。对比下叶蓁蓁就让人感觉非常舒服，亲和力爆棚，这也许就是“富养女孩”的优势。
余初辉和何悯鸿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余初辉早早就得对不确定的难事负起了责任。而何悯鸿稍有点事就把她母亲引了来，她成长过程中，父母一直在为她扛事。久而久之，她对家人的照顾已然无感，觉得都是理所当然。不仅失去了对事情后果的担当，甚至对他人立场的感知力也变得相当迟钝，判断上“拎不清”，做事上自然会“比较二”。
没担过责任，不仅会“异想天开”，还会逃避责任，甚至无助地嚎哭。就是她自己说的“孬种”。太典型了，这样的中产家庭不少。当然，也有不那么惯的，比如关雎尔。可相对懦弱，不扛事却是相当普遍的存在。
我们还可以从细节上看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何悯鸿的“双标”。她好像总是出于善良的动机，其实，人善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善意假设”。她有吗？没有，不仅没有，往往还恶意揣测。就是总把别人往坏处想。
看到有“大叔”用豪车接方芷衡，就怀疑那么奢华生活背后是有人包养。平时对他人的“道德审判”也多半参杂了恶意揣测，这绝不是善人所为。
所以，这部剧提醒人们，孩子成长过程必须上的一课就是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市文明以契约和法治为基础，没有担当，如果再加上对人对己的双标，那真的会处处讨人嫌。
何悯鸿的懦弱其实只是没有担当的副产品。自立，特别是经济自立，是中产孩子最不可错过的成长教育。与其灌输那么多“道德鸡汤”，真不如让孩子在试错中，养成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好习惯和人生态度。
何悯鸿完全不知她所谓的“不忍心”会给朱喆带来怎样的危险。连人家的宽容都看不出来，其实这就那种社会上的“巨婴”。比“妈宝”好不到哪去。知识中产的家庭出了不少何悯鸿那样的“缺钙孩子”，过于精致的呵护让她们一旦独立面对社会，就会处处拎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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